其次，也是在这种舆论主导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等同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结果，贪污腐败被美化成推动中国繁荣昌盛的发动机，国有企业的爱国主义的企业文化旦夕瓦解，国有企业从此人心涣散，上面骗下面偷，效益越来越差。国企改革20多年了，不但没有出现充满活力的新的国企运行机制，反而将本来具备凝聚力和活力的国企改垮了，改死了。面对这种现实，一些经济学家不是反思一下，想一想改革思路有没有错误，而是说，死了好，早该死，国有企业不可能搞活，这样，就使中国失去了作为弱者与世界强者竞争最有力的武器：团结。更进一步，这些经济学家就拜倒在跨国企业的脚下，干脆成了跨国公司的代言人。说得不好听，是新新汉奸。
比如，社科院有一个人叫江小娟，说政府最好把国有企业全部卖给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中国开的企业就属于民族工业。这样的话就叫人看了有点象是卖国的样子。你买给人家你还能超过谁呢？你都把跨国公司当成民族工业了，那还要中国政府干什么？跨国公司的股权掌握在谁手里？利润交给谁？当然，这些人还会自己辩护，就象当年的汪精卫为自己辩护一样。有人说，让跨国公司投资是要学习跨国公司的技术。但是，你们记住“教会徒弟就饿死师夫”，所以这是不可能的。20多的来到中国的跨国公司多了，中国学到什么技术了吗？跨国公司凭什么赚取垄断利润，凭技术。如果跨国公司能够让你掌握技术，这不就是他把自己的命交给了你吗？所以，从常识角度看，这根本是一厢情愿。就象当年汪精卫卖国的时候，非得说是曲线救国一样。其实，经济学界有相当一批人都是这样，只不过是有的人公开，有的人隐蔽而已。这也和当年一样，汪精卫只不过是带头卖国而已，很多人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早就想卖，早就在卖。遗憾的是，就是此类的卖国经济学家，类似的出卖中国的经济研究中心，却受到社会舆论的一片叫好，受到某些领导人的赏识。我真不知道“今夕是何夕”了！
其实，这些人过去我们都有来往。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会成为形成经济学界的学术卖国潮流呢？这恐怕是得到了美国支持。当然，我不能说这些人不好，我与他们都有交往，并没有私仇，只是立场不同。我在外国也有很多朋友。如果你跟外国朋友在一起时间长了，你当然也会说出他们好的方面。1999年美国炸塞尔维亚电视台，我就到美国驻华机构那里说，你凭什么炸人家，你没有权力干涉人家的议论自由。他们无非是造谣呗，造谣也是新闻自由啊！你这么大的国家还怕别人造谣不成！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他们派了一个二秘把我领到它们楼下的图书室，告诉我说你随便拿几本书。他们也知道我是社科院，喜欢书。我随便拿了两本。临走时他对我说，你们社科院都有许多由我们资助的项目。当时我没明白什么意思，我是跟你们来辩论的，又不是学术交流。后来我明白了，这是给我暗示，就是问我要不要美国的基金项目，他们把我想像成搞学术讹诈的了。
我出来以后想，以后要是碰到这样的事，你得先跟他们讲条件，先赚他们一笔，再接着骂他们。这叫“抓下糖衣，扔掉炮弹”。我看，这些人和我不同，可能是“连糖衣带炮弹”一起都收下了。美国人就是这样，越骂他，他就越看得起你。你对他低头哈腰，他就越瞧不起你。美国人的钱也好赚，美国人讲实用主义，“世界上无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他们都会搞这一套。日本人也一样。头些日子三味书屋的人给我打电话，要我参加一个日中关系的讨论会，我没去。为什么这时日本同意赔偿毒气损害了？不就是因为“新干线”他们没抢到！其实现在民间反日情绪很严重，我对他们日本跨国公司更是没有一句好听的话。尤其这种外交场合，我去把大骂一顿也不好，我就谢绝了。我其实真正想骂的日本的跨国公司，它们让中国成为它们的经济附庸，使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工人大批大岗失业。
当然，中国学术界不光有卖国的，也有爱国的，我这样的也还有一些。中国人不光有丧失民族自信的，也有具备民族自信的。我相信只要中国人一起努力，中国的民营企业一起努力，中国的民族工业还有发展的前途。我现在不能影响中国的领导层，所以我只有到你们这儿搞讲座，来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唤起你们这些中国当代的大学生，我希望你们成为中国21世纪的领导者，有抱负，有远见，有坚强意志，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样，中国即使遇到新的危机和挫折，还能够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