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开始写西北了。每当我记忆的目光一触及那片焦黄的土地以及发黄的岁月，我便思绪万端。然而终究开始写它了。毕竟，那方黄色的时空中，收藏着我无数彩虹般的梦。也许是因为西北与江南遥远的距离，兰州的四年时光于我如一册借阅的书籍，来之不易，便读得格外用心。其实生命也是一册向上帝借阅的书籍，只是因为厚长，人们往往读得漫不经心罢了。
因为学史的缘故，我是一个热衷于收藏的人。不是收藏古玩珍宝，那些宝贝太贵族气，不亲切。我关注任何和我生命历程有关的信息。所以我有很多书、音片、影碟，日记、信函、剪报，童年的玩具、上课的笔记、工作的日志。可以写部很丰满的自传的，有时会微笑着如是想。不过，有两段是缺憾较多的，童年和西北。前者是因为文物保护意识的薄弱，后者是因为失业一年的颠沛流离。室友是商州人，寒假央他捎了张秦腔回来。高亢悲凉的陕西吼腔中，隔靴搔痒地思念着西北偏北的甘肃，我真切地想起花儿来了。
很真切地听花儿，其实只有一次。是在失业（现在叫校飘了）的那一年，校外租住的民宅边，月下一群回族民工擦肩而过，一人高歌众无声，高原特有的嘹亮音色，一顿一挫地上行，联绵成刚健又略带哭音的旋律，月光一般皎洁而悲凉。在兰州的最后几个月，我翻来覆去地听一盘花儿的磁带，只为了将这种月光般的精神带到甜糯的江南。许多华侨离乡时都携一掊土，徒劳但悲壮，我也明白踏上南下火车之时，我的根须便已拔地而起。为了生命之树常青，我必须移植自己。橘逾淮而变枳，我终究会恢复我江南人的本色，塞北花儿的精神，将成为江南一树的遥远记忆。但记忆也可以催人奋进的，就像读史而知今的作用一样。只是有一株西北的花儿，我总是不愿却又隐隐想起。
九八年十月，我决心做件好事，援助少数民族失学儿童。是想把小我张大些的意思，另外我喜欢有自己抒情方式的民族。我们一行六人来到甘肃积石山保安撒拉东乡族自治县，十八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是处山多地少，又方罹旱灾，贫困正瘟疫般折磨着人们。男人们都到青藏去淘金和挖虫草了，只余妇女和孩子们操持家务。我们看到父母双亡的三兄弟，以十二岁的老大为首，坐在几串玉米下发呆，那是父母留给他们的当年口粮；戴绿头巾的女穆斯林用迟滞的目光看着墙角的三麻袋粮食，说是他们一家七口一年的收成；还有一家除了一炕及两麻袋口粮，家徒四壁，空无一人，举家都外出打工谋生了。
我选中的援助小孩叫马项英，回族，二年级，成绩优秀，但无力续学，上有一姐没上过学，下有一妹借钱上一年级，当地小学的学费是65元一学期。当晚在他家吃晚饭，马母特意杀了一只鸡下厨，后来听说在当地杀鸡是对客人最隆重的招待。吃过晚饭，我信步走到门口。院子里三个孩子在喂鸡，红红的脸庞在晚霞下闪闪发亮。西北的阳光厉害，所以乡下人的两边颧骨都各有一块明显的红斑，省城兰州人戏称他们是“红二团”。14岁的大姐马项燕在给笼里的小鸡喂食，马项英在和小妹马项兰驱赶散布的小鸡回笼。他们的名字是吃饭时他爷爷告诉的，但我还不知道他们的经名，便问马项燕。14岁的老大去西宁卖过羊肉串，见过些世面，三人里面最大方，指着她的弟妹道，他叫尔撒，她叫塞丽思，他们便怯生生地笑。最后她将自己圆而红的脸盘朝向我，自我介绍道，她叫塞蜜雅。我问你上过学吗，她低下头说没有。我说你想上吗，她点点头。这时小项英跑过来说，叔叔我姐姐可聪明了，她会唱歌还会画画。我一眼瞥见墙上有一朵粉笔画的小花，细细的茎干，圆圆的花盘，是儿童特有的朴素画法，却因白底红色而颇显热烈，就问是谁画的，两个小家伙同时骄傲地嚷道，姐姐画的，马项燕用小手揉着衣角只腼腆地笑。
在给当地小学上了一节语文课后，我回到了兰州的学校。一段时间来，我很是自豪地向一些朋友介绍此行见闻，觉得去了一个人所未知的地方，轻施援手便济人于水火，是件值得向人称道的事。我给他们讲当地的贫穷，讲初次睡炕的感受，讲胡天十月的飞雪及瑰丽雪山，讲这个马步芳的老家到处都有当年西北王的传说，讲如何说服两个路遇的自助环游亚洲的荷兰女大学生随我们同去穷乡僻壤，我向来是这样热切地希望与别人分享我的收获和感受的。听者也或惊讶，或感叹，或羡慕，使我私下里煞是满足。甚多见闻里，只有一处说时不太顺畅，就是谈到马项英时，只向人轻轻提及他有两姐妹，都没钱上学。每次轻轻带过时马项燕圆而红的脸庞都会在眼前晃一下。渐渐地我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14岁的马项燕去上学，能上几年上几年，我对朋友如是说，朋友的眼睛也闪着光。
再次坐在马家炕上时，我比上次的心情还要雀跃，觉得尽管能力有限，但至少可以将这个家庭的缺环基本补满了。当我强抑兴奋地向马母提出我的想法时，她的笑容使我误以为她是满心欢喜。那是一个年轻而略显木讷的女穆斯林，即使笑时脸上也是写满苦涩。事后我想那一刻她应该是真正的苦笑，笑宿命的无情不仁，更笑一个青年的莽撞无知。那时她只苦笑着说了一句，这事得等项燕爷爷回来问他。这时一直伺立在旁的小项燕大声说话了，反应激烈超乎我想象：“叔叔我想上学，我不想嫁人。我妈已经给我订了婚，她不敢告诉你是怕你笑话。”马母的苦笑更浓了，我因措手不及而无言以对，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你们这边都这么早成家吗？”马母搓着手说：“山里的女娃子不比城里姑娘，18岁没出嫁就没人要了。”小项燕仍旧将她那红而圆的脸盘朝向我，又大又黑的眼睛亮亮地直视着我，那种葵花寻找太阳的神情我想今生都不能忘怀。那个西北农家小屋里的静谧午后，我和她妈都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只有小项燕不多却有力的几句抗辩，稚嫩的声音承载着早熟的内容，象穿进小屋的明亮却尘埃滚滚的光束，搅得我的心房翻腾不已。晚饭的炕上我和马爷爷二人边喝酒边聊天，女人照例是不能上炕吃饭的。我怀着一线希望向面前这位黑瘦的老人说明来意，老人想也不想地说，等她爸明年回来再说吧。她爸在青海挖虫草，而明年，正是她成亲之时。老人说完便顾左右而言他，与我谈酒，谈收成，谈马步芳。晚上我躺在马家炕上，听马爷爷用混浊的阿拉伯语念古兰经，语速很快，不时还吸溜一下口水，念了十分钟左右后，在炕上咚咚有声地磕了几个响头，便念经毕。穆斯林念经都是禁止汉人旁听的，他们不回避我是因为心理上接纳了我，而我，想必永远都融入不了他们的世界。
第二天走前，小项燕送了我一双袜底，白底镶黄边，上面各绣一朵绿叶衬底的紫花，很民族化的风格，是她亲手纳的，说是谢我资助她的小弟。西北人送袜底是很郑重的礼，这是我去甘肃籍的前女友家时，她大妈送我一双袜底做见面礼时才知道的。我也很郑重地收下，民族学家说少数民族装饰鲜艳是因为越贫瘠梦想越多，我知道这对花儿的份量的。我告诉她明年暑假我再来和她爸爸谈谈，她只是用她大而黑的眼睛看定我，很懂事地点点头，我想她比我更知道成功可能的微小。走之前她大声地对我说，明年夏天你一定要来，我们家的葡萄到时候就熟了。
次年夏天，我硕士毕业，为了理想我选择了失业，自顾不暇，狼狈不堪。我给小项燕的父亲去了一封信，列举女性早婚的种种缺点，马父很快回了信，满纸错别字里，表达了对我资助其子的感激，提及项燕时，只说了一句，女娃子大了就嫁不出去了。再后来我便来到了我魂牵梦萦的杭州，挥别了朝夕相处的西北。那个住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小姑娘，已远在天边了。今年马父来信告诉我，项燕已经成亲了。我只有在每次给小项英定期写信和汇书时，让他代向她问好，聊解我的愧疚之情。因为年轻的莽撞和无知，我在一个小女孩的心中植下了一株希望，却无力将它浇灌成花。我失约给了一个小姑娘，并且终生不能偿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