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给从未读过我的文字的父亲
大学毕业那年，师范专业的我考试普通话。其中有一项考试内容就是口头作文。不知道是因为刚刚开始推广这门考试呢，还是担心题目出得太高深会影响我们毕业，抽签选题时，我看到纸条上的几个题目差点笑出声来。犹豫了几秒钟，我选择了第一道——我的父亲。
几乎没有酝酿的时间，我站在了一排考官面前开始这篇口头作文。后来，作为全班第一个上台应试的毕业生，我的普通话综合成绩竟然是优良。我想，除了跟我的方言属于北方语系有关外，多少也跟我的那篇口头作文有关。
可其实一走出考场我就淡忘了刚才那篇作文的内容。即使在今天，我也只能想起个大概——我大概说了些什么，关于父亲的大概的什么事情。有时候用嘴说出的话的确容易淡忘，甚至在日后形成与事实相反的回忆。可我们依旧是说得多，做得少，写的，也更少。
如果此刻我也在写一篇关于父亲的作文，我会这么开头——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虽然在很早的时候，他的职务就已经是车间主任，并且保留至今，可在填写各类表格的职业一栏里，他习惯写上工人二字。
很小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个很光荣的词。现在推敲起来，也的确如此。那个年代所谓的工人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除了干部以外最值得自豪的称谓。所有的教科书里都写，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仅有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工人一词的分量了。可当我用幼稚单纯的眼睛怎么看也看不出自己的父亲有所谓“领导”的气质时，我就更加简单地认定，因为工人是所有职业中笔画最简单的词，所以父亲喜欢这么填写。
现在想起来，可能后者更让人容易理解。
这早已不是个以工人为豪的时代。没人再愿意对别人说，我是工人。
可我的记忆里依旧保存着关于父亲与工人这个词的深刻回忆。
用煽情一点的语句来形容，那应该是冬天，可其实关于季节的童年印象早就几乎为零了，后来的我总是一相情愿地认为那应该是冬天。那个冬天的某天深夜，母亲抱着我去厂里找他。跟父亲是一个厂的双职工的她当然是轻车熟路，抱着我在飘满橡胶味儿的厂子里转来转去，不多会儿，就到了父亲所在的车间。
当年的我对父亲所在车间的惟一印象就是：这里是橡胶味道最纯正的地方，也是全世界最黑的地方。现在我可以比较科学地向大家解释，说橡胶味道纯正，是因为，这里是生橡胶运来后的第一道加工程序所在地，生橡胶要经过这个所谓“炼胶车间”的处理才能成为橡胶制品的原材料。而我们之所以看到的轮胎都是黑色的，就因为在炼胶的过程中，需要加入碳黑改变其化学成分，从而使其达到一定的物理属性。
那个晚上我兴奋地闻着最喜欢的橡胶味，被母亲抱着急匆匆地往父亲的办公室走。刚走到楼梯口，迎面一“黑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那人也不闪开也不跟母亲打招呼，愣在那里看着我们，只有两只眼睛闪着亮光，眼睛周围有一小圈未被染黑的皮肤。这时我听见母亲很厉害的声音：你到底还回不回家的？！
我再看那“黑人”，才发现那双眼睛的确是我熟悉的父亲的眼睛。他似乎笑了笑，说了句什么。总之母亲二话不说，抱着我转身就下楼，步伐比来的时候还要急速。走到厂门口时，橡胶味道渐渐淡了，我略微有些困，几乎快睁不开眼睛，这时天竟然下起雨来，一滴到我脖子上我就激灵一下清醒了，抬头去看天。
可天上没有下雨，我抬头就看见了月亮。再低头一点点，我看见母亲哭了。
就像我不记得那天晚上父亲究竟是几点钟回家的，我更不记得那时的我会不会说话。我猜想多半是不会的，不然，看见母亲哭，我一定会说点什么安慰她。
从那个晚上开始起，我就对父亲的职业产生了怀疑。他到底是工人呢，还是领导？难道坐办公室的他也会被染得像黑人一样吗？
其实这段故事就是我那篇口头作文的内容。当然，我不可能像写出来一样比较细致地去诉说它。甚至我还为此有些后悔——不知道当时我面对的那些考官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从一个模样颓废张狂的大学毕业生嘴里说出来时，是否有些滑稽而不可理解。毕竟，那已经是1997年的春天。那时，对于“下岗”和“再就业”，我们早就耳听生厌。
记得有一年过年，我边跟父亲喝酒边问起他和母亲，是否还记得这件小事。很意外，他们都说不记得了。母亲甚至还有些难为情地说：你这孩子肯定是做梦梦见的吧，我什么时候抱着你哭过？父亲听了，笑，继续喝他的白酒。
如果我说，我对自己的父亲真正的了解是从离家读大学开始，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有同感。就像我们很不容易注意到朝夕相处的人高矮胖瘦有什么变化一样，我们更不容易注意从出生起就从未离开过的父母。
当我跟无数少年一样沉浸在青春期的懵懂和叛逆中时，他们给我的印象几乎一成不变——固执守旧的无可救药，持续数年。直到第一次离家远归，远远看见父亲从路灯下的十字路口小跑过来接我时，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一个男人的苍老是那么的迅速直接。
那一刻，我内心的惊奇与震撼远远超过了感动。是啊，我的父亲突然间就老得我快接受不了，突然间就从我印象中的那个脾气倔强刚正固执的男人变成了半个老人。
路灯下的父亲头发花白，个头似乎也矮了不少，提着行李的步伐虽然还保持着从前的速度，却依稀有些吃力勉强。那副场景像电影画面一样定格在我脑海里，使我第一次面对时间感到害怕。这个词对于我，再也不是苍白无力的概念。
那个假期我变得敏感起来。很多时候我就这么呆在家里，看着父母两人按部就班地做着一切。父亲这时依然是车间主任，却告诉我，现在的车间只有十几个工人，每个月生产一个星期停产三个星期，原因是生产的产品越多亏损越大。因为工厂很早就被兼并，搬到了郊区，所以父亲只能在家吃一顿饭。中饭只能从家里带些剩的过去，在锅炉房里热热吃。而整个假期里，不停有工人到我家来，要求父亲给安排个活儿干，说在家拿那点基本工资根本没法活。父亲总是很无奈的表情，甚至有些愧疚，似乎工厂的效益不好和这些工人的待岗下岗他也负有责任。很快，我就发现，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的确会跟以前发生太多改变。而这些改变，多数都是他力不从心的。
那以后，我经常跟朋友们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像父亲这样的男人，每天晚饭前都喜欢喝一杯小酒？在我看来，这个习惯有着太多复杂的缘由。
每日喝这杯酒的时候，一定是他最放松的时候。这与酒精的作用有关，更与像父亲这样年龄的男人心境有关。生活中的那些琐碎细微的烦恼与困难暂且不提，我只是在想，作为一个年轻时有理想有抱负的男人，到了快老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一生的诸多理想和抱负都无法实现也没有机会再实现时，剩下的事情，就是该一件事一件事地认命。这种心境哪怕不能用悲凉二字来形容，至少也是种莫大的遗憾。很多次我提前吃完了饭，坐在一旁看着父亲慢悠悠地边喝酒边看电视，我就在想，等到我跟父亲一样的年纪时，我是不是也会如此。
我总以为，同样作为男性的我，恐怕在这些方面，要比女性更能理解同性。而我最需要理解的，首先就是我的父亲。
这个问题我也曾经向父亲求证，可他的回答却简洁明了得让我吃惊。他说，喝酒的主要原因是可以吃完大多数的剩菜，这样你和妈妈明天就可以吃新鲜菜了。
可我只知道，他每天晚上准备带到工厂当作第二天午饭的菜，只能是不新鲜的剩菜。
从那时起，我对待父亲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这种改变来源于我对苍老的认识以及自己在成长中逐渐体会到的艰辛。对于生活中一些非原则性的事情，我会抱以非常理解的心态。
比如，自从离家读书开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次回家，无论假期的长短，必定会有一天，趁父亲不在家而母亲又有合适的心情时，她会跟我说起一些家常。其中的主题就是，你爸爸的脾气变的越来越怪了。
这个“怪”字写在这里其实有很多种意思：从普通话理解，就是奇怪；可知道武汉话的人就会明白，同样发音但读第三声的一个字，是形容这个人很坏的意思。因为我父亲是武汉人，所以母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学会用一些武汉方言来说话。“怪”这个字，就是其中之一。但从母亲说这话的表情来看，有些埋怨，有些委屈，却没有丝毫的恨意。所以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是笑笑，然后说：都一把年纪的人了，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何必还这么斤斤计较呢？
其实在我看来这只是句废话。我想，恐怕这世上再没有比母亲更了解父亲的人了。这些话之所以要用我的嘴说出，只是为了让母亲求得一丝心安。谁说中国的贤淑妇女都得任劳任怨？我一向都觉得，人都已经“任劳”了，为什么就不能有点埋怨呢？那样未免也太苛刻了。
说完这句废话，接下来我会酝酿一点情绪，跟母亲说起自己在外的一些感受。当然，重点并非说我自己，而是为了给我的结论进行铺垫。我真正想告诉母亲的是：像父亲这样一个性格要强的男人，到了这种年纪，脾气有些古怪也好，性格更加倔强也好，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年轻时你们对待自己的人生理想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是啊，作为母亲这样女性，能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至少在自己和外人看来，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女性。而对于父亲，恐怕就很难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了。在大谈特谈“成功学”的今天，像父亲这样的男人，所谓的“成功”又是什么呢？
2001年，我25岁，父亲已经是51岁。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那座太过熟悉的高中。三年的学生岁月，三年的教师生涯，在那里我消耗掉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六年，结果却是失望得一塌糊涂。这一年的暑假结束前，我已经打定主意辞职，却迟迟没想好该怎么跟家里人说。尤其是父亲。这个念头他们都是知道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母亲似乎更能理解我的苦衷，知道我正在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却跟父亲一样担心辞职后的我可能会连不喜欢的工作都没有。
于是只能先斩后奏。我先在跟几个同组的同事无比坚决地说起我要离开，等到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到学校领导耳中。果然，放假前得知，没有一个年级安排我的任教。这正合我意。随后，我退掉学校分给的小二居宿舍，处理一些剩余的遗留问题。等到一切都处理得差不多时，我跟家里正式摊牌——我已经破釜沉舟，没有退路可走了。
这时父亲的反应大概是近些年我见过的最强烈的了。当然，他不可能再像我小时候那样，穿着大头皮鞋狠狠踢我，一巴掌可以把我扇得晕头转向。跟那相比，他的表现几乎算是平和的了——只是涨红了脸，烦躁地边抽烟边在房间里走动，最后终于冒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你就不能跟别人一样？！老老实实干下去，一晃眼不就几十年过去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和心理，我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我就是不想混到最后跟你一样，一辈子没办法扬眉吐气。
说完这句话我就开始后悔。我知道，这句语气平淡的话却具有相当分量的杀伤力。父亲立即就沉默了下来，一连数日皱着眉头抽烟喝酒。平常他一盒烟可以抽三天甚至更久，可那几天，他抽烟的数量几乎跟我差不多了，一天一盒有时都不够。
我找不出合适的方式表达我的愧疚。无论我的决定有多么理直气壮，我说的那句话也没有任何理由应该像匕首一样直刺我的父亲。有时我甚至担心，父亲会因此后悔生我这样的儿子。因为自己的儿子给了自己最残酷最无情的伤害。
终于，我的出走在众多亲戚和朋友的劝说及安慰下，得到了家里的默认。母亲开始为我准备出行的行装，父亲依旧沉默寡语，却帮着母亲为我打包装箱。当确定我要去的地方是北京后，又开始四处联系在北京的亲友，甚至开始格外关注电视里北京的天气预报。这些场景的确也是我无法忍受的，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那些天我几乎天天都在外面，想尽各种办法晚回家。
临走时，父亲送我到车站，最后对我说的话就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很直白的一句话，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末了加上一句，差什么衣服就跟家里打电话，我给你寄过去，免得又花钱买。
这时的我说不出什么话来，想尽量装得轻松一些。天知道，那座遥远的北方城市有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可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混出个样子，死都不会回家！
当然，要想在北京混出个名堂来不但需要机遇，更需要时间。但至少，我很快就找到了工作，没发生像父母做过的最坏的打算那样的不幸。其实安定下来的我并没有像朋友们认为的那样，为自己的成功出走感到扬眉吐气。相反，只是觉得这样的结果让我安心。因为至少先让夜寐不安的父母亲安心了。渐渐的，我知道了，父亲皱着眉头闷闷的时候也少了许多。
可就在那年冬天，意外的，父亲突然有了一份兼职——在一家礼品店守夜。月工资三百。
他跟我说这事时，是我刚刚起床的某天早上。他说完情况，我一言未发。其实还在起床前我就听到了他讲电话的声音。那里面已经爽快得接下了这份工作，使得他对我说的征求我意见的话毫无实际意义。大年三十的晚上，所有亲戚都在我家团年。吃完团年饭，他把我叫进里屋，悄悄对我说：等会晚点你帮忙把妈妈给我准备好的铺盖送到店子去。
我突然有些生气，阴沉着脸没有说话。他趁着大家都在打牌聊天的时候一个人溜出家门，我开始坐在里屋抽烟。这时母亲进来，无奈地对我笑笑，说等会我跟你一起去吧。其实，他也没什么事情要做，无非是换个地方睡觉罢了，你别担心。
我突然爆发了。我说，难道我现在这样还让你们不放心？非要多赚那么三百块钱？我都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以后我成家也好，干别的也好，都不会找家里要钱！再说了，要干至少也要提前跟我说一声吧……
母亲的态度跟她向我埋怨父亲脾气不好时截然相反。她只说现在父亲单位的工作很少，人一闲下来精神就不好，出去做点事情只是为了心理上有个寄托，倒不是为了钱。而且这是好朋友介绍的，不好意思推辞。
就这样，这份工作被父亲当作“精神寄托”干了下去。无数次我都在长途电话里跟他说，身体一旦感觉坚持不了就马上辞掉工作。可他总是笑笑说很好很好，没什么不习惯的。于是我打算“曲线救国”，让母亲劝说他辞职。可母亲的回答总是：他还想继续干段时间，实在不行了再说。从这两种回答中，至少让我知道了，这份看似轻松的工作实际上并不轻松，尤其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转眼，春天的那场瘟疫首先席卷了京城。观望的那段时间，不停接到父亲的电话和短信，问我这边情况是否危险，什么时候回家。终于，事态发展到连我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为了安心把接下来的稿子写完，我第一次奢侈地飞回了老家。
应该说这是出走之后最惬意的两个月假期。刚刚辞掉工作的我转身成了自由撰稿人，只要有电脑，走哪里都能工作。回家后，我找同学借来一台笔记本，开始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SOHO生活。
可就在一天晚上，赶稿赶到精神恍惚的我一不小心，把电脑的电源线绊到，那台借来的家伙就这么一头栽到地板上。显示器四分五裂，样子看上去让人心碎。父母闻声进来，被吓得不轻。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下要白花不少冤枉钱，而我则首先确定写完的稿子是否完好无损。确定硬盘没坏后，我一声不吭地进到洗手间洗脸，他们两个还在手忙脚乱地在房间里盘弄着，啧啧的着急声此起彼伏。
很早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定一个概念：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一定不是难事。这不，既然是机器坏了，那就花钱修呗，大不了当这篇稿子白写了。
只不过，这个晚上多少让我有些沮丧。不能写稿，不能上网，明天还要起早去修机器。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快1点时，电话突然响了。接起来听，原来是父亲从店子里打来的。
睡了没？别急啊你，机器坏了就去修。明天早上我陪你一起去，今天就当放假休息吧……刚才想跟你发短信的，结果手机又忘记充电了……
突然就有些东西堵在胸口没办法呼吸。我仍然无法说出最直接最煽情的句子形容这种心情，就像我仍然无法让他辞去这份一月三百的工作。
三百，只不过是我写几千字的收入。我几个小时就可以写完。可是，他要在不是家的地方一天不断地睡三十天才能挣回同样多。
这时，我所认定的那条金科玉律突然显得苍白无力起来，甚至显得有些可耻。
有天乘车从他守夜的那家店子经过，正是晚上最热闹的时刻。我习惯性地向马路左边望去，很耀眼的霓虹招牌，还有很多人影在店堂里晃动。再往外看，他正坐在梧桐树下的圆凳上。背对着我，穿着浅蓝色衬衫，已经有些泛白。
想起那天带他们去商场买衣服。在他还在试穿一条裤子时，我已经让售货员开了小票，同时让妈妈也试穿一条她一直想买的黑色休闲裤。等她进到试衣间时，也让售货员开了票。等我往收银台走时，后面是他着急的声音。
喂，这条太贵了吧……
我笑了笑，有些得意。先斩后奏，是给他们买东西的绝招。不然我们有可能白白消耗一个上午在这家五层楼的商场里。
再看件衬衣吧。你那几件好像都穿烂了……
行啊，八十块钱以下的就买。
确实还真有那价钱的衬衫，可是没找到适合他的颜色。等我看中一件一百二的衬衫时，他的眼睛首先往标价牌上凑。衬衣没办法试穿，我知道肯定买不了了。
回家，他让妈妈把所有的小票凑起来给他，算了半晌，好不容易把每张票和衣服对上了号，末了，竟说了句：
把那件衬衫买了我今天花的钱就跟你妈妈一样多了，嘿嘿。
我苦笑不得。
想起爷爷去世时第一次看他隐忍地痛哭，我很害怕。等到哪一天，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