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篇报道，题目叫《迷信活动乌烟瘴气依旧，中国人远没有告别迷信》。报道指出在春
节期间，民间出现了一些乌烟瘴气的迷信现象──例如：有很多年轻人都抢在年前结婚，因为按
照习俗的说法，马年是“寡妇年”，人们也把这一年说成是“无春年”，据说不会给新婚夫妇带
来好兆头；年初二电脑看手相和电脑测姓名非常红火；春节上班，一些单位领导还给职工人发红
包，美其名为“开门红”。这些就是被记者称为乌烟瘴气的迷信活动现象，并被写成报道发表在
媒体上。
在这篇报道的结束处，记者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现今我国社会中，不仅散发着霉味的陈规陋
习远没有被彻底破除，而且‘新瓶装旧酒’的新迷信还在滋生，破除封建迷信仍然是艰巨的、耗
时费力的斗争。”
如果说这篇报道让我感到非常恐惧的话，那么，让我恐惧到极点的还是那最后两个字。我想，这
人好好地活着，也是借着太平盛世的光，有了一份比较好的心情，所以在结婚的时候，可以翻翻
祖先传下来的黄历，选一个自己认为吉祥的时辰结婚，图个心里高兴。过年了，到处玩玩，到电
脑上去看个手相，测个姓名，也是图个新鲜快活。至于在春节上班，领导给职工发个红包，讨个
“开门红”的口彩，也是图个人情味。这样欢欢喜喜的过年场面，为什么要进行艰巨的、耗时费
力的斗争呢？难道他们在危害社会吗？在触犯法律吗？难道他们连这点做人的自由，也要受到任
意的干涉与剥夺吗？
我想不通那个记者为什么如此喜欢斗争。说起来大家也都是中国人，也算是同胞兄弟，只是人家
的行为上，或者说观点上，与他有所不同，所以他就看不顺眼，就要运用自己拥有的发稿权利，
通过媒体发出要斗争的威胁。而那些被他称为搞迷信的民众，既没有发稿的权利，也找不到一家
媒体来发出他们的反驳与辩护，看来就只能无声无息地挨斗了。
我也是一个比较迷信的人。比如说，我做事就喜欢翻黄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下来的
宝贵遗产。我得忠实地继承着。黄历上说哪些事适合做，哪些事不适合做，我虽然不是完全听
从，但至少也要作个参考。如果我结婚，那我是一定要选黄历上指出的吉祥时辰的。有时候我也
喜欢用电脑看看手相，测测名字。当然，在春节上班，我最盼望的还是领导的红包。那是能够让
我心花怒放的好东西，可以让我更加勤奋地为单位效力。我敢断定和我有着类似想法的民众是非
常多的。我想，你要斗就斗吧。再怎么斗，你也休想把我脑子里的这点想法斗掉。
按照那个记者报道中的观念，与那些乌烟瘴气相反的现象，就是代表先进文明的，就是可喜的，
所以也要提倡的，比如大年初一去献血，或者去剃头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没错，虽然我并不认为
那就肯定代表先进文明。我就想一个问题：这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早就站起来了吗？为
什么在过年的时候做一点自己高兴的事情，也没有多少危害性，也没犯什么法，为什么还要受到
干涉呢？为什么还要受到斗争的威胁呢？
我想，可能是那个记者缺乏平等心。他在用自己的观点，干涉别人的行为。照例说，这也是他的
自由，或者说是他的职责。问题是：他的干涉不是站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的。因为，他拥有媒体
的支持，而那些被他干涉的人却没有。如果这个记者没有媒体的支持，就凭他个人的力量，比如
人家在年前结婚，他去阻止，说先别结婚，过了年结婚也一样；或者，人家在用电脑看手相、测
名字，他去让人家停下来，说这是迷信；或者说，人家春节上班在发红包，他去没收，说这是没
道理的。这就很公平，但是他敢去做吗？
这篇报道让我产生两个疑问：究竟是中国人应该尽早告别迷信重要？还是中国人应该尽早结束与
自己的同胞那种上纲、上线的斗争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