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这个书却是不错。我的书评写的也有些年月了。
《别闹了，费曼先生：科学顽童的故事》是科学人文丛书的一种，故事很有趣，读来当消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费曼的古怪其实就在他自己的概括中：
我一直都想做的事情都是对我有害无益的，我只好决定，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们的邀请了。
好一个抵御诱惑的费曼，他的古怪就在于他的坚持。
《支离破碎的知识和科学品德》，这是看完这本书以后，想到的一个比较沉重的但同样可以做一些工作的话题。但之所以想到这样的题目，在看书之前是全然没有想到的，而“支离破碎的知识”和“科学品德”这两个短语都来自这本书。至于这个文章到底要写成什么样子，也全然没有打算，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费曼，在吃晚饭之前我就会离开书桌，因为这并不是专业需要的工作，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而已。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译本的序作者真的了解费曼，如果看一些简介，我们或许会明白他不了解费曼，就象我们不了解他一样。费曼的行为张狂，但这并不是要写这样一本书的理由，让人来知道他有多张狂，这样的事情背后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费曼真正要我们注意的。这种推断可能有一些自以为是，但是这种自鸣得意对于我这样的读者而言，实在算不得什么，很平常。
“支离破碎的知识”最早出现在366页，是一个小标题，出自对“教育平等的道德问题”的讨论。一个牧师说以前的教育由天主教会控制，世界的一切来自于上帝，简单得很，但是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清楚明白就很难了，因此知识变得支离破碎了。而我象费曼一样，实在也看不出“支离破碎的知识”和“教育平等的道德问题”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当然在某一个主题下举行讨论会，多半都会有这样的毛博要是主题到了另外一个方面，而后讨论出一些有意思的结果，我倒认为比坐在那里，各自讲各自的东西，然后装成很懂别人在说什么的样子要好的多了。
记得参加过“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和中华文化研讨会”，这次会议让人惊讶的是将所有提交的论文编了一个集子，由金庸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我还叫金庸签了一个名以从众。但事后回过头来读里面的文章，发现真正的交流实在是太少了。倒是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我参加了黄有光、叶航、管毅平、赵南元、何怀宏等先生组成的一组，讨论主题被引向和集中到了“理性”上，诸如效用、福利、最大化此类字眼不绝于耳，觉得还有点气氛。然后有方红梅女士讲“人与宇宙自然的融合——境界论的生态启示”，我真觉得她是来错了地方，但据称分组是事先划定的。于是我企图问方女士一个问题，将所谓的“境界论”尽量引向“理性”的讨论，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是很徒劳的。因为首先我对于“境界论”并不是十分清楚，而且对于“理性”也诚惶诚恐，而且我试图解释的时候，方女士也是一脸迷惑，于是我赶紧住了嘴，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将方女士晾在一边了。不知道方女士有什么收获，一本定价60元、印刷精美的集子，或者……也许应该写信问问她。可能最大的收获在于建立了一些私人关系吧。对于问题的进展，这样的讨论可以说是没有助益的。因为我们都不能象费曼那么OPEN，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别人的东西，对于自己有疑问的又不加保留地置疑，我们都在那里点头，除了少数几个“费曼”。
回到“支离破碎的知识”吧。我想也许牧师说的是专业太多太细了，而对于科学而言，这个过程好象是必须的。之所以是好象，那是从现在的结果来看，专业化分工导致了高效率，科技创新的步伐加快，多半是因了背后科学研究的细分深入。我们当然很难想象费曼他们制造原子弹的时候还是用手摇式计算机。而知识越来越复杂的另一个可能是因为词语越来越复杂，大家不愿意显示自己看不见“皇帝的衣服”，就用花里胡哨的字眼掩盖浅薄，故作高深。这一点上，张五常或许是看得明白了，用简单的话，写清楚的文章。在367页，费曼举了一个例子，颇有趣。说“社会区域的个体分子常常透过形象化的、符号化的渠道获得信息”，诚然是社会学中经常使用的“知识技巧”，但是要被外行人所接受，那就要下一点工夫，简化一下，变成“大家都在阅读”。这下，恍然大悟，原来说的是这个。
这背后的问题倒是跟支离破碎有很大的关系。在各个不同的行业，闭门造车者很多，缺乏交流。这种跟闭关锁国者的夜郎自大一样。最近和德国WITTEN大学的科里斯多夫讨论“跨文化对话”的事情，最初的目的也是为了交流，但是如果使用很复杂的字眼，无疑会带来误解，所以要使用简单的，日常化已久的语言，顺便提一句，这本书的翻译还不错。这些词语被大家使用，为大家接受，回到了平常的生活环境中，出现歧义的可能性就小了。这类似欲将要说的话放在一个公共空间里，而这个空间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讲的交流共识，在这个空间中的交流将尽大可能减少歧义。当然谨慎起见，我们仍然需要注意，由于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歧义并不是不存在了，只是相比于其他方式，这个空间内的歧义可能性最小。
但支离破碎这种形象化的用语，跟我们所讲的分工专业化还是不同的。支离破碎本来是想说明知识理解上的困难，看起来非常难联系起来的意思。但“分工专业化”（每个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情，事实上这是一个假设，因为社会是不会轻易告诉你你的专长是什么的）却是为了更好的增加理解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所以费曼通常强调自己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虽然对生物学，甚至人文艺术领域也有相当的造诣。这一点从他办自己的画展和打鼓的经历就可以看出来。由此倒可以谈论一下我对于科学和人文艺术关系的看法，尽管对于两者，我都知道的很少。但诚如费曼说的科学品德，照我的理解来看，那就是诚实面对现象和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古人诚不我欺。这种精神和现代的科学品德如出一辙，可见对于这样的道理，古今中外都有一致的认识，想是在支离破碎中找到了结合处。当然有一些人就象张维迎在《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中说的那样，不是不知，是知而不为，奈何？
当然，可能还是要把科学品德拿出来说一说，我所讲的是我理解费曼的观点。他认为具备科学品德者，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掩饰对自己研究方向不利的因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指明自己研究的不足，注重可能推翻自己结论的方面。当然费曼之于人文艺术，全是兴趣所至，多是半路出家，是个业余爱好者，但是不论是诗歌、绘画、还是音乐，你都可以知道一点，那就是人文艺术是让自己的心灵在说话，她可以没有科学的严谨逻辑，但她的心灵不能不在各个方向涌动着，各种古怪的想法其实也就不奇怪了。曾经听莫小也讲过素描，因为理论高深，不怎么懂，但有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说：“素描要有直观的体验，要有个性。”所以最后我照着自己的性子画了一个，结果还不错。可是直到现在，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素描，我只知道如果这些艺术形式被条条起来了，那么艺术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而科学品德就显然是不一样了。同样是张维迎先生和柯容住学长在2002年10月份的《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信任问题的论文，调查方法使用问卷随机抽样调查，问题是：你觉得中国那一个城市信用度最高之类。这倒使我想起费曼选教科书的事情来。说是他参加了一个挑选教科书的委员会，然后一帮委员为送选的教科书打分，其中有一本，还没有印出来，但许多评委居然给出了分数，然后这样出来的平均值有什么意义。诚如费曼所言，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在于制度以及作业流程上出了问题。这个把什么都取平均值，而不管样本在不在，自己有没有见过的方法，就让人想起一个故事。说要量皇帝的鼻子有多少长，于是跑遍全国，问了千千万万的人：取大家认为的平均值。但是这是皇帝的鼻子的长度吗？很多人连皇帝什么样都不知道呢。这是什么烂方法！当你收集了很多从来没仔细看过样本的人的意见，再好的平均值也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张先生调查所用的方法，多少也是量皇帝的鼻子之类，你怎么可能不去看一个城市的犯罪率，离婚率等，就从一个问题来看这个城市的信任问题了呢。而且谁都相信信任问题比皇帝的鼻子要复杂多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文章中有说明这个方法的缺陷，而且可能存在的问题也没有明确指出来。当然其实在大学的统计课上我们就知道了“皇帝的鼻子”的故事是很可笑的。何解“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呢？难道真是风气使然，制度如此。
那么再写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就以费曼这本书最后的话作为文章的结尾，发现也很合适，只是把“你们”改成“我们”就好。
“因此我只有一个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自由自在的坚持我提到过的品德；而且不会由于要维持你在组织里的地位，或是迫于经济压力，而丧失你的品德。
我诚心祝福，我们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由。”
费曼，《别闹了，费曼先生：科学顽童的故事》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 1997/12
2003/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