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琳
回首已逝的五十余年，史学演绎着一出大起大落的悲喜剧。在政治结构控制思想文化结构的
年代中，学术从属于政治信仰，史学因为自觉不自觉地配合历次政治运动而丧失了弥足珍贵的学
术独立性，匍伏在政治权威之膝下，沦落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何兆武先生所言极是：“我们的理
性历史偏重于实践，历史学的功能主要在于'资治'，即作为行动的指南，目的是为了借鉴（经验
也好，教训也好）；而在西方近代，其作用是着眼于充分发挥人的天赋，目的是为了个人取得的
公民权。”1在一个近乎 “偶语弃市”而理性被麻醉的时代，“奉命史学”、“御用史学”理所
当然地被奉为官学。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今天，史学的往日辉煌早已烟消云
散，由显学退变成乏人问津的冷门学科。巨大的反差驱使着史学工作者进行反思和检讨，但人们
往往过多地归咎于客观环境，诸如缺乏宽容、自由的学术空间；商业文化无孔不入，带来了社会
世俗化，经济效益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科技兴国、科技兴教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淡薄和终极关怀
的失落。凡此种种，都成了解释我们的史学遭受冷遇的强有力的理由。但笔者以为，过多地强调
外部因素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应从内在理路上挖掘原因。苏格拉底曾说过：“生命如不诉诸批
评的省察，这种生命是毫无价值的。”平心而论，和海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缺乏彻底的自我反
省与自我批判的精神，而这显然无助于解决史学危机，我们又怎能侈谈史学之重建呢？
黄宗智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以中国史学界讨论
了半个世纪但至今尚无定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典型案例，他颇具说服力地指出，辩论的
双方均奉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为圭臬，毫不怀疑商品经济的繁荣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前奏曲
这一似是而非的共同信念，而这恰恰是辩论长期持续却毫无结果的根本原因。黄先生通过对华北
小农.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的实证研究，发现明清时期这两个地区商品化蓬勃发展和糊口农业长期并
存，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过密化增长”——没有发展的增长，即以单位劳动日的边际报酬递减
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过密化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模式，是对经典理论
的全新挑战。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经济史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构筑规范认
识的那些经典理论已在实证研究中被证伪或部分证伪，因此，史学出路的根本在于如何解决规范
认识危机 。2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的发表，特别是“过密化理论”的提出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学者们或是发表介绍、评论文章，或是组织专题讨论会，其中深以黄文所言为是和
“心有戚戚焉者”有之；不以为然者亦有之；受了刺激反戈相击者尤其大有人在。沉寂已久的史
学界着实热闹了一阵。时至今日，这场讨论虽已降温，但我以为，如果能以平和的心态，理性地
再思考这个问题，对现时史学的发展也许不无裨益。
诚如李伯重所指出，我们连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基本概念都还未搞清楚，就坚信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无怪乎讨论越深入分歧反倒越大。3如果“资本主义萌
芽”问题是值得继续研究的真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抛弃那种假定中国历史上有“萌芽”的先入
为主的论证模式，首先界定一个能够普遍接受的“资本主义”的定义，正如黄仁宇先生所建议
的，应当“主张赋予这个名词（资本主义）一个有限的定义，使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各人就个别
的研究去扩充这名词的内涵”。4只有在我们取得共识之后，才有可能正确判断中国历史上究竟有
没有资本主义萌芽。
在“资本主义”一词的原产地西方，从来就没有对“资本主义”取得过共识。负荷着不同理
论背景的学者对此的解释是不尽相同的：历史学家有自己的理解，经济学家有自己的诠释，政治
学家们当然更有自己的说法，可谓众说纷纭。但学者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一词在价值上是
中立的，它是一个包容性极大的体系，例如韦伯是这样阐明自己的观点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
归之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历史因素，即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他
着重指出文化因素如思想意识对历史的推动作用。5如果我们单从意识形态或技术角度着眼，必将
失之偏颇。顾准辛辣地讽刺“那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
提醒他们注意：“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
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
出来。”6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生长必须依靠国家司法权的保护。
众所周知，明清以降，在越演越烈的专制皇权笼罩下，传统中国的封闭自守之内向性格发展
到了极致，并形成一种长期的惯性，中央政府缺乏灵活应付外界的能力，法制历来忽视私人的财
产权，私人资本得不到司法保障自然限制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而相对活泼的商业活动又远未
导致资本的集中和生产力的飞跃。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传统中国扼杀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基本政
策都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生根提供丝毫有利因素，遑论“资本主义” 的萌芽、开花甚至结果
了。布罗代尔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起来的分析极为剀切，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中高
级交换手段的缺乏和国家的干预及压制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根本原因。7
明乎此，笔者以为，我们大可不必在何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标志上纠缠不休，更用不
着为了在中国历史上找出一点“资本主义萌芽”的蛛丝马迹费尽心力。与其做这些无用功，还不
如致力于微观的个案研究，查阅地方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只有当我们的
研究建立在事实归纳的扎实基础上，才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也是黄宗智所极力推崇的实
证研究，并且他本人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看来，“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面或量的分析，很难免
套用既有的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次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
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
—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其实，胡适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
已积极倡导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可惜这种本当转为常识的见解，不过是空谷足音，应者寥寥。
黄文所批评的虽然是社会史、经济史领域内的研究，但规范认识在相当程度上还主宰着史学其它
领域的研究。1984年，黎澍发表了《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命题提出质疑。他明确概括出以下三点结论：
1、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居于被奴役的地位，而不是居于主人的地位”。
2、 人民群众仅仅是历史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者，不是全部历史的创造者。
3、 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8
这些颇有些离经叛道的论点，在史学理论界不啻于引发一场八级大地震，各种文章纷纷出
笼，臧否者的议论尤甚。稍后，有人恰如其分地作出评价：这场讨论的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实现
了唯物史观对伦理史观的克服和超越，形成了第三次理论突破”。9
不过，在后学看来，这种“突破”虽然在史学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值得大书一笔，但其
含金量似乎还值得重新衡量。这是因为辩论双方均把原典尊为尚方宝剑，标榜自己才是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者，一方往往以“马恩从来没有那么说过，原著中也找不到”作为反驳时最理直气壮的
理由，同时不由分说地给对方戴上一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帽子；另一方则反唇相讥，指责前者
只不过是对马恩原著照搬照抄，生吞活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有机地
结合起来，犯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对阵双方恰如吴江一针见血所指出的：（双方）用
的还是经学家释经的方法，只不过此经（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彼经（圣贤名教）也。虽然有些尖
刻，细想倒也不无几分道理。归根结底，双方的共同信念就是无条件承认经典理论的绝对正确，
只是在实际应用中因为“公式化”、“教条化”、“硬化”、“形式化”之类的错误操作而出了
偏差，都没有也不敢对经本身有所驳难，反而视经为保护伞和护身符。如果双方有所区别的话，
那也只是对经义有所探颐索隐罢了。因此，在我看来，双方都还不曾彻底脱离教条主义的束缚，
只是受影响的程度深浅有别而已。一如李时岳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对‘历史定势’的‘突
破’，过于迟缓，过于缓慢，以至我们的历史学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它遭到社会的冷遇，是
不能怨天尤人的。”10倘若学者们能够逾越那条理论的界河，学术的创获也许会更大。当然，在
那种时代背景下提出这样的要求，颇有苛责时人之嫌，而且也不排除挑战者运用的是类似于“以
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以经典反对经典”的策略之术。
从1949年至今，史学就没有独立的学科理论，而是绑附在政治权威的战车上，马克思主义以
及革命领袖的有关论述自然就成为指导习史者从事研究的最基本的观念结构，甚至被提升为不容
置疑的定论，但却很少静心地思考：就方法论而言，一套创立于一百五十多年前欧洲的宏大理论
体系是否还完全适用于现今的世界，尤其是现今的中国。同样，原封不动地拿革命领袖的政治性
论述作为学术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是否妥当，似乎也很有讨论的必要。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陈
寅恪先生终生呼唤的“研究学术，特别是史学，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而这在阿从时尚苦心应变的所谓学者们看来，只不过是冬烘先生的不合时宜之举。
在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读，笔者有必要指出，我们丝毫没有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图。可
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现代史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与比较系统的研究方
法，其贡献应予以充分评价。不过，对诞生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理论体系进行再思考，还
是有点必要的。历史是真实的，某些经典理论已在实践中被证明值得商榷。比如，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并导致工人阶级的绝对贫
困，以此作为否定资本主义的理由。而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中，随着经济的增长、特别是科学的
进步和技术的突飞猛进，中产阶层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
制度以及民主和法治的日趋完善消除了社会动荡的经济、政治根源，资本主义似乎还没有显示出
“明日黄花”的征兆。这与马克思所作的预测显然相悖。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
马克思主义运动遭受严重的挫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西方的一些学者不遗余力地鼓吹
什么“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一劳永逸地战胜了社会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视作不需
丝毫改善的最高理想，断言资本主义将最终结束人类历史。此种论调，固然需要严加批判，但也
应当注意到，即使博大精深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也只有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运用，方能保
证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绝对权威既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是永不犯错的教皇。那么，我
们是继续抱残守缺，拒绝创新，还是果敢地跳出“规范信念”的樊篱呢？必须承认，抛弃思维定
势，告别“规范信念”，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好似哈姆雷特王子所痛苦着的“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但这无法逃避的选择正是摆脱现时史学尴尬处境的出路。
现代社会的多元结构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与此相适应，史学也必须是多元的，这也是顾准
所反复强调的“多元主义”。正如张广智教授所说：“在史学理论园地中，应该允许各家各派
（包括引入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流派）都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而不只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学的一统天下”。11近年来，固步自封不肯见贤思齐的学风越来越失去市场，
许多史学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欲期史学研究深入开展，需要理论的突破，提高宏观理论水平。12
在他们的呼吁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带领下，学术研究已经开始挣脱经典理论编织的紧身衣的束缚，
处于权威地位的一元化唯物史观渐被多元化的史观所取代，不论是一元多样化还是多元多样化，
都推动了在文化史、社会史、心态史、科技史等诸多领域的全新研究，虽然我们本可以取得更丰
硕的成果。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某些治史者往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称号沾沾自喜，仿佛一戴上
这顶桂冠，辄身价倍增，有形无形中掌握了话语霸权。孤陋寡闻如我者尚未听说过西方治史者有
自诩为“黑格尔主义史学家”、“韦伯主义史学家”，而只是以“年鉴学派”、“哈佛学派”等
命名，这些重量级的史家尚且只是风云一时，并不能长期独领风骚，更不可能假“学阀”、“学
霸”之名，行学术垄断之实。基于此，人们可以听到各种强弱不同的声音发表见解。如果只允许
一种思想权威存在，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只会扼制学术的健康发展。波普尔非常强调
尊重别人的宽容精神，认为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接近真理，此即他所坚持的科学态度。我们不
妨以开阔的胸襟、兼容并蓄的雅量容忍与自己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观点，至少应当注意到，“百花
齐放才是春”。梁启超在论及清代学术“极复杂极绚烂”的原因时即已谈到：“旧学派权威既
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13可见，“自由之研究精
神”之于学术研究是何等重要！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哀叹礼已崩乐已坏，理论权威的淡出也许正
是突破“规范认识”的良机。
问题的解决虽然远比主义的建构重要得多，但有价值的学术成就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
和深入的理论思考基础之上的。面对史学的困境，愚以为，只有不断创新才是唯一的出路。那
么，如何创新呢？陈寅恪先生的见解颇具启发性，他认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造
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并且他把“吸收输入”排
在“不忘本来”之前。14以我之陋见，不妨立足于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如鲁迅先生倡导的“拿
来主义”那样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大胆地 “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去拿”。公允地讲，当代国
际史学的发展确有许多可资我们借鉴乃至吸纳的地方，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德的社会史研究
等，特别是美国新史学，史家以大力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诸学科相结合为理念，此种多学科的
研究方法对于史学之创新至为重要。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学人们迫切需要的是一种谦逊、进取的学术态度，汇通中西学
术，博采众家之长，创造性地构筑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范式，这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
巨而复杂的任务。同时，在加强国际间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同时，还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批判
意识，警惕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从西方经验归纳出来的，因翻译水平互有悬殊而容易走样的理
论，比如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以社会文化形态观念和现代化理论为基本框架的新的
解释范式，简单取代了原有的“革命范式”，而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化范式”却不具有应有
的诠释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因而面临着一场新的“范式危机”。15
尤为重要的是，史学的创新，光靠喊口号、说大话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至少也应有“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的抱负、“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埋头苦干精神，只有在付出长期努力以后，我们才有
可能渡过危机，史学的繁荣也将不会是难以实现的缥缈美梦。
1 何兆武：《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选 自罗素著 何兆武 肖巍 张文杰 译《论
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页。
2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
期。以下有所引之处，同此。
3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
4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世纪》，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93页。
5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443—447页。
6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18页。
7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 译 施良强 校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8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9 王学典：《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88年第1期。
10 李时岳：《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及其他》，《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11 张广智：《二十一世纪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刍议》，《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2 郭世佑：《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1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转引自《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学术经典》，《中国的
道路》，李慎之 何家栋著，南方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15 张连国：《超越中国近代史学范式危机》，《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