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寒冰
（1）主流声音与非主流声音
那么到底何为国家主流声音？政府控制下的众口一辞的随声附和，还是老百姓心中急望表达的微弱而苍
凉的呼喊？翻开血泪斑斑的历史，中国人在权力控制者极力追求的“统一”声音中饱受的苦难还少吗？
关键是有没有敢于牺牲的勇气把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在著名的“反围剿”战役中，毛泽东就面临着这
样的选择，顺从还是挺身而出？毛泽东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尽管他遭到当时掌权者的排挤，但最终使红
军摆脱重围，保留了仅存的希望。但一种声音听起来又是如此的动听与和谐，毛以更加冷酷的态度对待
哪怕是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不同的声音表达者在丧失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以后，导致的最直接后果
是人的良知被泯灭，比野兽更充满暴力的兽行勃发、比精神病患者更狂热的破坏和摧残横行无阻，席卷
一切，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劫难──文化大革命。中国自古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
说法，但就有人不识这种时务。张志新站了出来，但她被一些无耻的恶棍强暴并被割破喉管，张志新因
为一种义不容辞的伟大的责任，为良知和正义献出了她作为一个普通生命所拥有的一切。张志新被追认
为烈士，尽管我们至今不知道杀害她的刽子手到底是谁，尽管这个刽子手可能至今还逍遥法外，但似乎
已经没有人再愿意重新回到那惨不忍睹的时代追溯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张志新的声音被容
忍了，决策者就有了一种良好的参照，这种参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铺天盖地的盲目和不顾一切的狂
热的情绪，中国将可以免遭或少遭受多少劫难啊！
（2）另一种声音是反动还是责任？
历史证明，凡处处阿谀奉承，时时溜须拍马、随声附和之徒，少有忠贞者。而敢于直言者，大都是忠心
耿耿的。但凡盛世，哪一个当权者不是重用敢于进谏者？比如李世民不计旧仇，重用魏征。魏征的直言
也曾多次令李世民难堪和尴尬，但李世民最终虚心纳谏，从而创下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魏征
死后，李世民痛哭从此失去了一面镜子。一个封建帝王尚能如此重视不同的声音，作为自己决策的参
考，我们为什么不能呢？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多方听取不同意见，利于治国；一个企业领导者集思广益，
利于发展。倘若李世民把敢于直言、冲撞自己的魏征视为反动派，视为被敌对分子利用的叛徒，寻机杀
之，李世民也必将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多平庸皇帝中的一员。从魏征方面来看，尽管他每次进谏最终都有
惊无险（只是他比较幸运遇见了一个明君而已），但终归没有溜须拍马者轻松，作为一个深受信任位居
高官的人，他抛却了一切后顾之忧，真正严格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成了一位有作为的忠臣。所以，只要
这种声音是出自善意，就应该认真倾听，因为，这种声音里含着的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和挚爱，对民
族的良知和责任。
（3）我的责任我的迷惑
作为国内一份以反思为主题的网上期刊的负责人，我干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中国》少有唱赞
歌的时候，《中国》更多的是反映问题，尽管我们反映的问题不一定完全正确和完全符合事实，但我希
望《中国》能够起到一面小镜子的作用。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反思和反动仅一墙之隔，二者之间是极
易划上等号的，这是目前不少人都很避讳的。我这样做的原因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这是历史的不可
抗拒的潮流。与世界接轨，不是一日之间的大跃进，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非常有必要适应全球化
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制化、民主化和人道主义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另一种声音是非常
重要的，它可以使中国人真正适应它、接受它，而不是突然之间踏入其中，导致社会动荡。我的迷惑在
于，如果我做的努力，不是引起了大家对问题的反思、思考，及早找到解决问题的良好的方案，而是朝
着消极的方向发展，我则是真正地范了一个错误。所以，我尽可能地以真诚的委婉的态度提出问题，而
不是针锋相对的指责和抗议。
（4）稳定与动荡
稳定是中国压倒一切的大事。中国最大的顾虑是如果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导致这种思潮的泛滥，将影
响社会稳定。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担忧。西方国家的公民对他们政府的批评的严厉程度，是我们
难以想像的，但他们一直很稳定。影响稳定的根本因素不是另一种声音的出现，恰恰相反，另一种声音
的出现对他们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政府能够及早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
化解掉矛盾，消除掉隐患，普通民众也理所当然地能够产生出“当家做主”的感觉。而且，西方国家在
决策之前和决策过程中，就伴随着另一种声音的不断出现，这些声音使他们的政策很容易被公民接受和
维护，哪里还有稳定的顾虑？那些不管三七二十一，总是叫好的声音，才是真正影响稳定的罪魁祸首。
有些人从文革之初到现在一直都在叫好。他们不但掩盖了隐患，掩盖了实际存在的问题，使政府失去了
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还容易让政府在赞歌声中麻□大意，与基层脱节，这样导致问题越来越多，隐患
越来越大，老百姓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这些人才是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我们应该看到，与文革时候相
比，中国的言论自由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正是我们不断反思教训、修正错误的结果，但与全
世界逐步加快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正是我们要及早缩小的。
（5）普通百姓对另一种声音的理解
许多人主张对另一种声音进行限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中国人尤其底层的中国人素质差，不具备为这种
声音放行的基本条件，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生活在贫穷地区的家人，尽管当地
官员给他们增加了许多沉重的负担，尽管他们对这种现象也有看法。但他们却永远都是顺从的。家里人
总是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地方官员乱收费都打这个名目），一算帐还反过来欠国家的钱。我70
多岁的爷爷，一直到去世以前还在辛苦劳作，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中国百姓的坚韧和辛苦是一般人
难以想像的。爷爷上不起学，却自学读完了《毛泽东选集》。我们家里经历的最大一场事情，是因为别
人违反计划生育，而我们家尽管没有违反但和他们在一个“小组”（当地制订的土政策，类似秦朝的法
律），村干部就撬门砸锁，把我们家里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把我婶婶打伤。出现这件事情以后，家里人
首先还是向上级反映情况，直到决定打官司的时候，才得到了本属于我们自己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
爷爷、父亲依然再三告诫我们，这只是偶然现象，不能因此对国家的政策怀疑，要爱自己的国家，要听
组织上的话。在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普通百姓，其实，他们的要求都非常简单，他们的声音
也非常单纯。但现在却有人以破坏稳定为由，严厉打击老百姓上访，这种强硬拒绝倾听底层声音的做法
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一个关注中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普通的中国人，我强烈呼吁，正确对待另一种声
音！
写于2001年11月16日
──转自《中国》(http://bignew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