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个特殊的例子，其实上海的资本原始积累，是由整个中国的大量人口来支撑的。
上海发展后，回馈西部贫困地区，也是合情合理的，只是不应该用那种政府强制个人的
方式。北京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从一个纯消费性的旧皇城，一个冬天只能吃大白菜的城
市，一个几乎没有工业技术基础的城市，发展成现在的“国中之国”，大家多少都知道
其中的背景和原因。
中国的工业化和中心城市建设，曾经几乎都靠几亿农民的简单生产来维持。通过巨大的
剪刀差，农业收入转化为工业投资，完成了全国范围的工业原始积累，期间还出现了惊
人的资源浪费。让农村向城市提供大量物质和资金，就象强迫年老体弱者向高大的青壮
年大量输血，以人道观点来看，确实是不很光彩的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付出了
很大代价，包括道德上的代价。虽然计划经济有成功的方面，但忽略或忘却计划经济的
反人性的一面，是很悲哀的。虽然城市居民也曾经承受了很大的损失，但相对于农村居
民，从计划经济获益的程度要大得多，进入市场经济就更是如此。而广大农村地区因为
自我发展的资金被过度剥夺，经济环境长期恶化，至今还没有跳出这个恶性循环。是否
到了该城市回馈农村发展的时候了？大家应该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国农村落后的原因
。
长期的工农剪刀差，也拉大了不同省份的经济差距。计划经济的实施，使各省有不同的
分工。被定位成农业省的地区，从中央得到的投资很少，而且还要向工业省提供大量的
物质。五十年代，全国大多数重点工程放在了东北和西北的工业城市。北京，东北城市
，西安和兰州是最大的受益地区，而中部和南部的一些省份被定位成偏重农业的省，为
工业化城市提供起步资金和物质人力支援。在计划经济的各个时期，北京都是中央重点
建设的城市，从国家获得的物质人力资源是最多的。国家对北京的投入包括文化方面，
如北京的很多部委高校和科研机构。而中部和南部的一些省份，几乎一直被限制在农业
范围。地方的大部份收入不能由自己支配，大力发展地方的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事。所
以，有些省份的初等教育基础较好，而高等教育与北京市有很大差距，这个责任不在地
方政府，而是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分工造成的。虽然改革后中央放权给地方，但全国高等
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在北京的局面已经形成，地方的教育资源的缺乏也是长期“失血”造
成的，短期内无法通过自我发展来实现各地的平衡。全国计划经济的遗产，不能仅仅由
北京来继承，不能忘了那些对计划经济贡献很大的地区，应该通过重新公平分配国家教
育资源的方式，才能很快缩小地区差距。这也是公民权利平等所要求的。
总的来说，北京是从计划经济获益最多的地区，而江西，安徽，湖南，河南，浙江，福
建，广东等地是对计划经济净付出最多的。因为这些省份虽然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居民
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几乎从没有得到国家的大规模工业投资，长期被迫以农业和中
小型工业为主。虽然改革后沿海的几个省又获得了有利条件，扭转了经济落后于原来工
业省的局面，中部的几个省仍然在经济发展方面处于劣势。这几个省，恰恰也是对新中
国的建立贡献最大的几个省，几百万烈士，成千上万的人才。。。
我来自湖南，对这种情况比较了解。五十年代，中央领导以湖南人最多，但他们在制定
国家计划时，从没有对亲人居住的地方有过偏心。虽然当时有提案，要仿效斯大林格勒
，将仅距数十里的长沙，湘潭和株州三市合并为毛泽东市，规模超过武汉三镇。如果毛
泽东支持这个提案，湖南会被确定为重点投资的地区。虽然当时有不少人会讨好中央领
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并没有采用，自然条件和教育基础都很好的湖南仍然被定为农业
省，一批高等院校专业和师资被调整到其他省，也不安排重点城市建设，主要为国家的
工业化服务。湖南北部平原被定为重点产粮区，八十年代以前国家从不在那里安排实质
的建设，为的是长江发洪水时可以先淹那个地区，以保护下游的重点工业城市武汉。就
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省失去了健康发展的条件，更不必说享受特权了。这样的自我牺
牲，不是很大的贡献吗，守着皇城根的北京子弟从素质教育里学得到吗？从这件事，可
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国家领导还是对全国人民尽责的，从全国的安排出发，不搞地方主义
。为什么现在的教育部官员就做不到呢？搞“国中之国”，国将不国。
虽然我不是农家子弟，但因为我得到了在省会城市所享受的优惠，所以我有责任替那些
困难最深重的中国农村人说公道话。中国的不平等，绝不亚于任何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有很多人为这个国家付出了一生的血汗，人格尊严，甚至生命，却只有少得可怜的回报
，甚至还要忍受某些获利者的嘲讽。只要我还有良知，我就会站在他们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