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专家
被推到边缘的人们
郝宏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主任、教授，公安部张君案件调查研究小组成员）：
张君被抓后，公安部专门组织了一个６人调查小组，足迹遍及重庆、湖南、湖北、云南
等涉案地，总结公安工作的得与失。我是小组成员之一，到安乡时我们也与当地同志一块儿探
讨，在那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凶狠残暴的一个犯罪集团。
据我们了解，安乡处于水乡，水陆交通发达，信息传递很快，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物质
文明对当地居民构成了很大的诱惑，使一些人的消费期望非常高，但当地又满足不了这种期望，
于是就只有出走，到城市里去闯、去淘金。张君的同伙大部分都是带着很强烈的发财梦来到城
市，但城市不可能让每个人梦想成真，而且城乡间的差异还把他们推向了边缘。
这个时候他们如果“近墨”也就会“变黑”了。在他们城市淘金梦破灭之后，张君给他
们指出了“梦想成真”的一条“捷径”，利用了他们急于发财、发大财这样一种心理。
李 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民政部政策咨询组顾问）：
最近频繁发生的暴力事件和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表明，社会上存在一个“反社会型”的群
体，这个群体主要是来自底层社会，当然在打黑过程中也发现上层人士与犯罪分子勾结，但主要
还是农民、边缘群体、流动人口。
为什么底层一部分人会有强烈的反社会情绪？这与剧烈的社会演变有关，他们在演变中
被抛在了社会边缘的位置，而城乡分野也确实是使一部分人处在边缘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不容忽视，据了解，改革开往以前城乡消费指数的比是２．
８比１、２．９比１，八十年代中期有所降低，降到２．３比１、２．４比１，到九十年代中期
再一看，却变成３．１比１、３．２比１，比改革开放前差距更大。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大家普
遍感到农村挣钱很困难。要挣钱怎么办，只有走出去，所以形成了流动性的结果。
但是人口流入到城市后，城市有没有一个健全的接纳机制？目前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的
政策，比如暂住证的问题、务工经商的问题等，但作用却是很有限。举个例子来说，北京市丰台
区流动人口一般认为有３０万人，但是１９９９年正式作了劳务和经商登记的只有３万人，相差
很大，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不好。很多外来人口处于地下状态，这些人在农村还有个亲戚、邻里的
关系，有个道德上的、熟人的约束，但出来以后就处在一个没有约束的环境里，所以在本村里没
有出现什么犯罪，出来后就出现了。
黄京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
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确实把很多人推出了主体社会之外，他们与城里人享受着不平等的
待遇。办同一件事，他们要花更多的心血；同样的付出，他们的所得却少得多。久而久之，心理
失衡会滋长他们反社会、抵触社会的情绪。与此同时他们又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没有有效的关
注和引导，对他们社会控制是缺失的。城里人吵架还有居委会管，但他们有了问题谁来过问呢？
这样小问题的积累很可能就酿成大错。
而这种二元结构造成的最大的隐患也许就是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没有户口就不能
在城市入学，那么这些孩子怎样去接受心灵的塑造？怎样去学会做一个走正道的人？我们这一代
人是在社会有规范的环境下成长的，“穷凶极恶”的人比例还不是很高，但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孩
子是在随父母外出流动的过程中长成，如果不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二十年后他们长大成人将不
知是什么样子，也许 “张君”就不止一个了。
郝宏奎：
一个人小时候的教育确实很重要。张君家里有三个姐姐，只有他一个男孩，从小就受宠
爱，１４岁时母亲去世，这样家庭实际上成了一个单亲家庭。失去了母爱，父亲对他也没有管
教，他人生的路就越走越偏了。
张君一案反映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确实值得反思。从１９９４年开始抢劫杀人，张君一伙
作案累累，为什么６年以后才将他抓获？这当然有公安侦破方面值得总结的教训，但是全社会也
应该有所反思。张君从藏身、购买枪支到销赃，必然有马脚露出来，肯定有人知道一点不对劲的
地方，但为什么没人举报？
我们也发现，现在有“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的人越来越多，这给
侦破工作增添了难度。而过去公安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的。
李 强：
仅仅靠公安机关而没有群众的配合肯定是不行的。其实在国外老百姓是很爱管闲事的，
比如在美国，一个人看见邻居出门却把婴儿独自留在家里，就会打电话报警，因为法律规定婴儿
不能被单独留在家中。依靠众人的耳目，犯罪行迹才能得到及时的察觉。而我们现在搞市场经
济，人都变现实了，与己无关的、与己无利的事就不去管它，殊不知这种纵容有可能最后让自己
受害。
郝宏奎：
在目前的情况下光靠号召或说教是不能有效地求得群众的支持的，还得在机制和方法上
创新。这次抓捕陈世清的行动就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发动群众的经典战例，其核心就是把责
权利相统一，有关部门与３０００多人签订了责任状，最后是靠老百姓抓获了陈世清。另外国外
的一些做法也可以借鉴，比如在英国实行一种“匿名有奖举报制”，故老百姓不用担心暴露身
份，也能得到物质奖励，效果不错。
■现场
被张君改变的人生
李子维 ２４岁，重庆人，银行保安
４月１６日晚上，张君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作完最后陈述，其犯罪集团
成员便处在一审判决的等待中。
４月１７日，山城重庆笼罩在淡淡的薄雾中。位于朝天门的陕西路上，人流涌动。很难
想象，这热闹而平常的街市上，曾经有一场血腥事件发生。
李子维说：“张君他们的子弹击穿我时，我的整个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
李是重庆商业银行陕西路支行的保安。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９日早上，在张君团伙抢劫这
家银行时，他身中４弹。
“从小到大，总觉得社会是那么地一片大好，可是张君让我陷入了一种巨大的不安和恐
惧之中，我很难相信，这个社会竟然如此地可怕。”李子维坐在银行门口左手的值班台前，用一
种老成的口气说。
他知道张君在重庆作的那些大案，“那时只是感到好奇，对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冲击，张
君和他所做的一切离我很远。 “但是，当张君及其团伙将枪口对准我，将子弹射进我的身体
的时候，我才发现，罪恶离我如此之近，张君和我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们每一个人周围的每一个案件，都和自己有关系。
“从那以后，世界在我眼里变得复杂了。我不再有安全感。但是我变得大胆起来。原来
小偷偷我的东西我会眼睁睁地让他拿走。现在不了，不管他偷我的还是偷别人的，我一定会制
止———但这不是说我已经高尚。
“我很失望也很痛心，”李子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枪响的时候，很多人都跑掉了。
毕竟手无寸铁啊。但我感谢我的救命恩人，朝天门汽车站的一名搬运工，他是个党员，是他在枪
声中把我按倒在地。”
去年６月１９日，已经中了弹的李子维仍然向前冲了几步，他说当时腿就像塌了一样。
而那一枪，差点要了他的“命根子”。他说他“还没有耍过朋友呢” ！
几天前，李子维终于在法庭上见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张君。张君的嚣张令他震惊。
“我不喜欢法庭里和法院外面的一些人，他们是来看热闹的。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的
血是不是白流了。”
李子维说：“其实我流的血也不是我的，是大家的，那２８条人命也是大家的。人们应
该团结。”
“和张君一样，我也出身在贫困的人家，但他选择了这条路。如果张君在被劳教的时
候，能受到良好的引导，没有对管教人员的仇恨，也可能不至于后来如此疯狂地报复社会。如果
执法者能够尽力地挽救这些‘边缘人’，社会会平安得多。”
李子维又提到了枪。“那么多的枪，为什么可以兜那么大的圈子，从云南、常德、重
庆、涪陵来回地运。是哪些不负责的人放走了这些枪，然后张君就拿着它们来杀人，杀我。那些
不负责任的人应该负多少责任？”他坚信，死去的那２８个人和受伤的人会和他有同样的感受。
李子维说，今天报纸上说，有个地方又有人抢银行了，又有人死了。
“我很难过。也很恐惧。张君这种人比贪污犯比黑社会离我们近。”
张昆 ３０岁，武汉人，出租车司机
４月１６日晚７点多钟，天已黑，繁华的武汉万家灯火。张昆坐在轮椅中，呆在家里。
他的家位于 口区，一栋在武汉市常见的底层市民居住的楼房，蜷缩在林立的高楼间，陈旧而低
矮，里面塞满了一间间阴暗逼仄的房子。
张昆的腿搁在轮椅前的一条凳子上，直视前方，一动不动，他高位截瘫，颈部以下失去
知觉。但他有着一张年轻而健康的面庞，一切看起来极不协调。
他全身只有两个地方在动，眼睛和嘴巴。
他说，第一次在电视中见到张君时，他怎么也无法将那张脸与两年前他遭遇的那个蒙面
人联系起来。
正是那个蒙面人，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在汉口新华下路将张昆开的出租车拦住，持枪逼他
下车，对准他的颈部就是一枪，子弹从颈部的一侧射入，从另一侧穿出，裹在了他穿的夹克里，
他“浑身一麻”，瘫倒在地。
他当时并不知道十分钟前不远处的武汉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１．４武广黄金劫
案”，他是这次劫案的最后一个牺牲品，歹徒在撤退中撞上了他。
在医院昏迷了两个多月后，张昆才脱离生命危险。然后，他得知自己高位截瘫，“当时
人就想死，半个月眼睛都没睁。”
但他“想死都死不成”，张说，现在就是蚊子趴在身上都只能眼睁睁看着。
这场变故彻底改变了张昆夫妇的生活。出事前，张昆夫妇是武汉市无线电厂的下岗职
工，生活虽不富裕，但两人感情融洽，自食其力，有一个三岁的女儿。现在，陈红从早到晚只能
困在家中，服侍动弹不得、大小便都无法自理的张昆， “有时候我去买菜，也得匆匆忙忙的”。
这种长期单方付出以及丧失天伦之乐的生活，已让陈红透露出幽怨：“要不是出事前我
们感情好，我有什么必要守着他，现在我也只三十出头，又不是不年轻……”
张昆在一旁听着，一言不发。
被改变的还有双方父母的生活。张昆是家中独子，出事后，“老娘头发一夜白光”，原
本身体强壮的父亲也于不久前突发脑溢血，卧病在床。而陈红的父亲，则变得神情恍惚，经常乘
错公共汽车。
陈红表示，张昆出事后，她的安全感急剧下降，“现在大白天都关着门，晚上听到人敲
门心里就发慌，小伢一个人从不让她下楼玩”，“一出门就头昏脑胀，买菜都是这样”。
张昆说，他出事后，周围开出租车的朋友都改了行。
而他以前是很喜欢看这些消息的。
张家很想到重庆旁听张君等人的庭审，但现在他们已经穷得出不起车船费和住宿费。此
次庭审前，重庆法院方面来人，告诉张家撤销对张君的民事赔偿请求，来人称张君的个人财产只
有两千多元，判下来也赔不了。
陈红说她早料到了这点，“张君杀死的就有２０多人，要赔也轮不到我们。 ”
陈红说，“这样的日子不晓得哪天是尽头。”
武广抢劫案造成一死六伤，张昆只是其中一个。类似的悲剧也在其他家庭上演。
■专家
公共安全的“第一种危险”
在张君案件审理过程中，记者采访了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忠林。
记者：如果说，石家庄爆炸案是犯罪者向社会公共安全提出了挑战，那么，张君案的
大肆杀戮又说明了什么？
陈：张君犯罪团伙作案指向不特定的无辜人群，而与其相似的暴力犯罪的增多，致使民众的
心理上已经产生了不安和恐慌。从这个角度和大众的感性认识上说，这种暴力犯罪的增加已经成
为公共安全的 “第一种危险”，是有道理的。
记者：张君犯罪集团经营存在长达９年之久，社会上有什么样的成因使然？
陈：人们对社会上的一些最基本的行为规则、价值观（比如对生命的尊重等）没有形成
共识。如果有这种共识，张君犯罪团伙就不可能形成。法律除了它的条文运作，更重要的是它要
保护的东西，如公民的生命、财产等等。我们社会中已经有了痛心的失误，即长期以来，我们对
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和道德的破坏。
其实，道德有很简单的三个层次，第一，不害人，这是对个体的人而言的；第二，保护
人不受害；第三，让人生活得更好，后两者是对公职人员的。
这其实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缺陷，都没有做好。
记者：张君犯罪团伙和其他犯罪集团是在社会的这种漏洞中寻找到了生存的空间的吗？
陈：是。他们巧妙地利用了社会存在的缺陷。很长时间以来，由于人们的价值观波动较
大、模糊；再者，一些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从而使民众对其的信任程度降低，民众就采取不
合作或者听之任之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重要的是，对生命的可怕的漠视，如官位比生
命重要、金钱比人命重要等等。
张君的罪恶发生了，发生得触目惊心。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些国家，一些部门或者官员可
能要引咎辞职。但是我们除了对犯罪者施以法律条文层面的制裁外，其他的就谈不上了。甚至一
件惨痛的事故或者犯罪，最后成了某些部门做出“成绩”的契机。
记者：我们的民众没有义务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中。我们的社会应该怎样去为老百姓扎一个牢
固的安全的篱笆？
陈：我们目前要做的不仅是消除一个两个张君的问题，我们要明白，更应该反思自己，这个
社会应该在什么地方负责。法律的判决是正义的具体化。我认为，该案的最终价值在于：正视存
在的弊端，我们的执法者、职能部门、维护人民群众公共安全的人，包括领导干部，要以身作
则，树立威信，让人民相信并且去依靠。同时，价值观要有一个良好的引导；最重要的，尽量减
少社会上纵容坏人的环境和人。而做到这些需要一个公开的、公正的监督力量。
我们震惊，我们哀悼，我们警惕
□本报记者李玉霄 述评
就像几乎所有的灾难一样，石家庄系列爆炸案令人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此前３月６日，江西万载芳林小学教学楼拦腰炸断，面目全非的４２个遇难者中，３７
个是刚刚领到新学期课本的三、四年级小学生。
１５日下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朱镕基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重提万载芳林
小学爆炸案，坦承“国务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１５日晚上，记者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３．１５”晚会，晚会主题是“生
命与安全”。
第二天，１６日凌晨，石家庄发生特大系列爆炸案。一座城市之中，一个小时之内，四
栋楼房接连爆炸。新华社迅速作出了报道。报道公布，１０８人死亡，３８人受伤。
对这些无辜的生命，我们表示深切地哀悼；对如此残忍的凶手，我们表示强烈的谴责！
现在，凶手是谁，凶手究竟是个人还是团伙，凶手又是如何丧心病狂地作案，等等，在
石家庄的大街小巷，在漫无边界的互联网上，众说纷纭。警方正在悬赏缉捕３．１６石家庄爆炸
案重大嫌疑人靳如超，最终结论，有待于公安部门的进一步侦破。与此同时，这起带有恐怖主义
性质的爆炸行为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从新华社已经报道出来的情况来看，有一点确凿无疑：爆炸动机明显是报复社会，制造
恐慌。
从爆炸时间、地点、对象、手段的选择，到爆炸后果的预设，来进行分析，不排除歹徒
掺杂了个人恩怨，更不排除作案者对这个社会的强烈敌视以及对黎民百姓生命的极端漠视，才会
如此丧心病狂。否则，他不会处心积虑非法弄取大量的炸药，不会去炸民房，不会去殃及那些日
日面临生存困难的下岗工人，更不会在一座城市里炸掉四处民房并且几乎同时引爆。
这是一场与此前众多灾难截然不同的灾难。
它不是大火，不是翻车，不是沉船，不是桥梁坍塌，不是厂房爆炸，也不是矿井出现意
外。它是一场有预谋的杀戮。
２０日晚上，爆炸后第四天，还有三三两两的市民站在断壁残垣之外，远远地看着发
呆。他们有的尚未从去年四起系列爆炸案的惊吓中醒来，现在又要承受更深的惊吓。
去年９月１１日至２７日，石家庄市的红楼加油站、人民影院、１２路公共汽车和北国
商城就已经连续发生了４次蓄意爆炸案，数十名市民被炸伤，一时人心惶惶，当地传媒当时未作
任何报道。此案不久即告破，案犯李永会系河北行唐县人，当地公安部门获得公安部表彰，当地
报纸也刊出了长篇报道。
当然，和半年前的爆炸案相比，３．１６爆炸更为恐怖。
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直截了当地说：“以前炸的几个地方是公共场所，我们还可以
呆在家里，现在炸的是居民楼，你呆在家里，躺在自己的床上，也不一定安全。”
可以设想，案犯从萌发恶念，直至３月１６日凌晨引爆炸药前，他在做着所有引爆准备
时，对身边的一切怀有一种怎样的仇恨。
因此，３．１６石家庄大爆炸向当下社会提出了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身边会出
现这样的恐怖分子？当这种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行动来挑战我们的社会以及公众的安全感时，我
们怎么办？
中国改革开放正在深入，前进中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正视的勇气、解
决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