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的人格与文体
这个人，学问好，文章也好，可大家只会私下叫好，不愿当众喝采，因为此人于公于私都大德有亏。纵使被人提起，也不外乎为一个女人的缘故：他与本世纪中国最让人着迷的那位女作家有过一段乱世情缘。可是，他未必是她心口的一颗朱砂痣，但一定是别人眼里的一抹蚊子血。不折不扣的，他是个汉奸。
在张爱玲凄凉辞世引起的热闹中，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又一再被人谈及。这本书，当年有人向余光中推荐，说是“慧美双修”；去年贾平凹读罢，也着实称赞了一回。卜少夫不久有对胡氏文章的看法，他认为“都说张爱玲才气高，其实胡兰成才气更高”，“胡兰成的散文开中国散文的另一支，其成就是非常高的”（《星岛日报》1996年4月26日）。我读的这个本子，1958年日本名古屋期刊社印行，扉页上也不知是谁题道：“阅是书，如醉如痴，神游物外”。《今生今世》确有这样的魅力，叫我七百多页一口气读完。读完了，也差不多同意了胡兰成给中国散文别开生面的说法。
显然，说这话已经颇费踌躇。此书给人的感觉，好比饱享美食的同时也吞下了苍蝇：那佳妙的文字中掺杂了太多极胡涂极混账的观念，与知堂文章两样。周作人倒是分得清，并不在文章里譊譊其行事如何正当。胡兰成不然，事过境迁，非但不心存愧疚，而且还口没遮拦，替汪伪辩护，为自己张扬。他认为蒋与汪只不过“一个是正册，一个是副册”（上册，第195页）一胜一败，也无非“桃花开了荷花开，我们去了新人来，亦不是我们有何做得不对”（下册，第16页）。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亲日思想：“我对日本，总是共患难之情”（下册，208页）；“我在日本，好像是在亲戚家做客”（下册，第334页）。他大言欺世复欺心，每好以“民国世界”、“一统山河”的“周正”、“安详”之类来装点字面，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见得出一个“好”来。南京机场沿途的日本兵，他看着“着实有一种大气”（下册，第338页）；恶名昭著的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连陈璧君都嫌其“血腥气”的，他却“印象甚好”，简直有梁山泊忠义堂的“阳气”（上册，第236页）。《今生今世》的胡兰成，十足像一个“望气者”，笔下动辄“喜气”、“贵气”、“‘旺气”与“兴发之气”，如刘姥姥之进大观园的满心欢喜，俗而且滥。种种令人生憎生厌处，反映出他所受教育的一大缺陷：他完全搞不清各种思想之间的主流与边缘之别，只是庄户人家的一个聪明后生，用了功，出来闯天下。其异于常人的性格中，得之于民间的，是江湖气；得之于史上的，是名士气；两者合而成为胡氏特有的策士气。他的心态，是根本不入20世纪的典型的幕客心态，近于战国纵横之士，是谈不上什么气节的。
他的不守节，在私人生活上也暴露无遗。《今生今世》的胡兰成，是中国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唐璜式人物。他对女性，情虽不伪，却也不专。他对发妻玉凤一往情深，与张爱玲两情相悦，且对小周、秀美、一枝、爱珍，一个一个出现在他生活中的女子，他都能欣赏，够体贴。但问题是，他要的是“此时语笑得人意，此时歌舞动人情”，而他的情意会随其行踪的转移而改变，焉能系于一身！他那不粘不滞的思想，自说自话的本事，每当弃绝之际，总可以为自己找得着开脱责任的借口。他自认为是一位“永结无情契”的高人，旁人看来，到底只是个朝秦暮楚的荡子。
可他的文章却实在写得好。我现在谈他的《今生今世》，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其人可废，其文却不可因人而废。此书也非全然可观，我特许其第一部分记故乡童年生活的“韶华胜极”约6万字，那是“在山泉水清”的文字。书中别处虽也不乏零珠碎玉，总不及这一部分，有如一天云锦的绚烂，一溪流水的清新。1984年香港《读者文摘》出版的《文华集》，是中国现代散文选集，编者独具慧眼，就选了“韶华胜极”的十分之一文字。因篇幅有限，乃大加删削，一篇略其数段，一段略其数句，虽能尝鼎一脔，毕竟割裂太甚，情味顿减。不过，我这里要论胡兰成文章之美，也只能零星撷取一些碎片，仿照周作人的惯技——抄。抄了出来，好处自见，连评赏都是多余的了，可是我不妨仍稍作点评。
胡兰成发现，“爱玲是不聪明的人她就不喜”（下册，第119页）。他能得张爱玲欢心，其聪明是可想而知了。也许是偏见吧，我认为,，一个人的聪明程度，与他长大后童年回忆的清晰程度成正比。孩提时代的灵慧之气，不受中年的滚滚红尘污染而浑浊。在“韶华胜极”中，胡兰成追怀童年往事，真是语语都在目前，不仅名目数目，而且味觉触觉，以至于那朦胧而微妙的瞬间感受，都细腻而又鲜活地再现出来：
我小时候每见太阳斜过半山，山上羊叫，桥上行人，桥下流水汤汤，就有一种远意，心里只是怅然。我在郁岭墩采茶掘番薯，望得见剡溪，天际白云连山，山外即绍兴，再过去是杭州上海，心里就有一样东西满满的，却说不出来。（上册，第9页）
夏始春余，男人在畈上，女人在楼上养二蚕，大路上及人家门庭都静静的，惟有新竹上了屋檐，鹁鸪叫……后屋茶灶间里有人在做茶叶，即是把炒过搓揉过的青叶子再来二度三度焙干。灶肚里松柴微火，只听他悠悠的嘘一声，双手把镬里的茶叶掀一掀，日子好长。（上册，第21页）
胡兰成爱将他笔下的一切称为“人世的风景”。他总是把一些十分具体的场景放到悠远的时空中去打量，彷佛镜头一下子拉长，遂使一时一地的此情此景，给万象与千年一衬，平添出一份深邃与庄严。他又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各种感官突然激活而打通，多重意识并发，精采纷陈。如他描写夏夜村人到桥边乘凉，月出，露生，人声渐寂：
这时有人吹横笛，直吹得溪山月色与屋瓦皆变成笛声，而笛声亦即是溪山月色屋瓦，那嘹亮悠扬，把一切都打开了，连不是思心徘徊，而是天上地下，星辰人物皆正经起来，本色起来了……（上册，第31页）
由实入虚，这是胡兰成的拿手好戏。虚实之间，有一种可感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非一般平铺直叙的散文所能比拟，而简直就是现代诗的写法：
我小时惦记着正月初一早起，及至醒来，天已大亮，新年新岁早已在楼下堂前了。（上册，第45页）
秋天到楼上望见稻田自照墙外直接天边，一片成熟的金黄色，与村落路亭，远山远水，皆在斜阳蝉声里，如我此生的无穷尽。（上册，第105页）
像这样神妙莫测的点化，在《今生今世》里，竟平常得随处可见：
不觉日已衔山，去村口候望的人来说花轿已来了，在岭路上，果然听见锣声渐近，且连着放铳，只觉惊心动魄，登时女儿的一生都分明了。（上册，第123页）
在一般的叙述中，胡氏的行文也绝无现代作家常常免不了的欧化习气，行文不冗不赘，用字精力饱满。比如下面一节：
到三更天气，男女结伴去畈里邻家的地上偷豆，开出后门，就听得溪里水响，但见好大的月色，一田畈里都是露水瀼瀼的。他们拔了大捆蚕豆回来，连茎带叶，拖进茶灶间里，灯下只见异样的碧绿青翠，大家摘下豆荚，在茶灶镬里用猛火一煠，撒上一层盐花，就捞起来倒在板桌上，大家吃了就去睡，因为明天还要起早。（上册，第19页）
“听得溪里水响，但见好大的月色”，活脱脱是《水浒传》的口吻；“露水瀼瀼”却出自《诗经》的典雅笔法了。“拔”、“拖”、“撒”、“捞”，一连串动词，大手大脚，十分带劲。这样的文字，用得上胡兰成一个奇绝的形容：“我在西湖玉泉寺，见池养的大鱼，一匹一匹像猪群的堆堆挤挤，只觉还不及鱼店门口木盆里养着待卖为馔的活鱼，那至少是真的鱼，还有着江湖之气。”（上册，第80页）
有江湖之气自不会烂熟。胡兰成的文章，虽然处处像鲜茶叶子揉得出碧绿的浆水般的诗意，味道却总带一点生涩。这又叫人想起周作人，但知堂老人文笔雅驯，其涩在意；胡兰成却颇有些粗头乱服的样子，其涩在语。《今生今世》不是那种纯净流畅的白话文，他常爱掺一点文言，与一点方言，又好用单音字，造句有时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像他形容他父亲的说话那样，“尚在文法之初”。对这种只七分熟的文字，胡氏有清醒的自觉，说“我今使用的言语文字，如小孩乳齿才堕，新齿未生，发音不准确，连自己听了都未见得能意思明白。”（下册，第143页）别人亦说他的话“如鸡雏尚未啄破蛋壳”，叫人看了替他吃力。《今生今世》所以有此独特的文体，并非因为写于异域而丧失了中文的语感。胡兰成曾任汪伪《中华日报》主笔，对自己的社论相当自负。从他那时留下来的几篇文评看，用的是常见的那种头头是道的社论式语言。可见，胡兰成《今生今世》的文体，是刻意经营出来的，这就不能不联系到张爱玲了。
胡兰成写《今生今世》，潜意识里有一特定的读者，即张爱玲。当初两人先结文缘，后缔情缘，彼此为对方的才气所倾倒。但那时胡兰成的才气，口头也许有充分的表露，笔下却尚无相当的体现。胡兰成自视甚高，虽敬佩张爱玲的文字造诣，暗地却也憋了一股劲，要与张爱玲争一短长。《今生今世》上卷一出，他便寄了给张爱玲，要让她看看“兰成亦有爱玲所不及的地方”。现在，他把自己的文章与张爱玲的合看，一会儿觉得好过她，一会儿又觉得还不及她，但无论如何，他说：“我总才不见得就输给她”（下册，第342页）。他甚至揣测张爱玲得知自己作此番对读，“必定有点慌，让她慌慌也好”（下册，第334页），语气是相当得意的。
张爱玲结果“慌”还是“不慌”，是永远不得而知了，但胡兰成的文章确实不同凡响，我们却不能不知。《今生今世》尝引三国赞曹操的诗“是非功罪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似乎胡兰成的人与文是不能拆开了，可我们还得试着分别对待，让他的人格归人格，文体归文体。那真是不能无一、不可有二的鲜活的文体。
1997年10月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