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地带：疾病与文化
杨琳桦/文
20岁的某个夜晚，贝多芬的《欢乐颂》曾让我在狭小的斗室中如“兽”一般打转。我无法笼住心智的“万马奔腾”，身上每一个碰到它的地方，都受到很厉害的挤压。
28岁的这个夏夜却同样让我“震颤”，因为德博拉-海登告诉我，一代音乐大师死于不洁净的性交。“梅毒”是如此深刻影响了贝多芬的世界观、人格和后期的音乐创作，那无与伦比的音乐力量产生于其生命末期的痛苦、绝望和心理亢奋，而《欢乐颂》正是贝多芬处于精神幻觉和分裂症状时创作的重要作品。
我必须承认，德博拉-海登的《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让我不寒而栗，这是一个不断体验斯派克-琼兹(Spike Jonze)著名电影《改编剧本》的惊悚过程。
如果说，《改编剧本》让主人公查理-考夫曼掉入了残酷的现实———在影片的最后，查理-考夫曼发现他心目中的“圣洁女神”、《兰花窃贼》一书的作者苏珊，不仅与“兰花窃贼”约翰-拉罗歇婚外偷情，还一起沉迷于毒品———那么，德博拉-海登则以学者严谨的态度让我在深夜掉入了可怕的现实。
现实，如同野兽一般毛茸茸。
在疾病、文化和死亡交叉扭结的地带，我们早已熟悉的天才和狂人发出了“梅毒”患者绝望而无助的灵魂哭喊。书的开篇概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从美洲带回了20世纪前人类无法痊愈的慢性疾病———“梅毒”，由此绵延西方500年。在该书的“梅毒”名人展中，不仅有贝多芬，还有舒伯特、波德莱尔、美国总统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尼采、乔伊斯、希特勒……
死于“梅毒”———天才、狂人的另一种结局。作为学者，德博拉-海登并未盖棺论定，她只是以翔实的史料提供了一种可能。但阅读者所受益的却远非去除“天才”的生活面具和人类需要一个“安全套”那么简单。
如果说，梅毒是恶魔“撒旦”的化身，让人遭受疾病的罪与罚，但疾病间歇引发的狂喜，却催生了“天才”们一系列的伟大作品。由此，我想到的是饱受争议的另一个话题———关于浮士德与魔鬼“靡非斯特”的那一场著名交易。
《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
(美)德博拉·海登/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3年前，我曾听说我所尊重的一位导师不喜其博士做“福柯”的论文，原因十分简单，因为“福柯”是一位不断追寻“高峰体验”而死于“艾滋病”的同性恋者。
我所尊重的导师是一位清道夫，但他个人的价值取向却不能回避一个现实，即有相当的思想者认为，如果人类想进一步观察和思考，那么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人类是否能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截然不同的方式去感知？而为了寻觅这人生的多种可能性，他们已经为这一“身体力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福柯生前，曾在其著作《性史》的第二卷中诚实地讲述是什么在激发他的学术研究，这也是我们追寻福柯人生路径的重要线索。他的回答是：“好奇心”。然而，他所说的“好奇心”，不仅是指某种程度的学识增加，而是一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尽可能使“求知者”偏离“自我”的好奇心。
“今天的哲学———我是指哲学活动，如果它不是致力于认识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它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话，与《欢乐颂》一样让我汗颜。作为尘世中的凡人，我早已熟悉现实世界的规则，它们是目的、分寸、严肃、秩序、科学，是价值的意义和可靠性，是“真”与“善”的理想。然而，在另一个艺术世界的标尺，却常常“恰恰相反”，它无目的、无分寸、轻浮、无知，甚至邪恶和荒谬，艺术世界是如此畅所欲言、顽强生存，标示出“主体”的主权性。真正动人的艺术作品常常不在于形式，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谵妄和梦幻。他们把由不可控制的激情焕发出的绚丽光彩视为是与一种特殊智慧的沟通。
由此，尼采歌唱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波德莱尔弹奏起《恶之花》，而“勿养成洁癖，太清洁会使血液枯竭。”这是D.H.劳伦斯的《道德清单》。
这些焦虑的思想者对人类界限的好奇与艺术家一脉相承。他们都迷恋一种处处冒险的考验，而在这种根本性的冒险中，虚无在悄然消失，死的权利成为抵押。
了解了浮士德与“靡非斯特”的交易之谜，也就了解了莫泊桑的癫狂。在《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中，与众多“梅毒”名人对此疾病的守口如瓶不同，莫泊桑高叫：“我得了梅毒！终于！真的是梅毒！优美的梅毒，我得了梅毒，我觉得很骄傲！”
但这样的交易，是不是通往“天才”之途的唯一路径？
《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只是一个起点。从对名人的“加冕”到回归残酷的现实，再到对天才的重新思考，这就是打开和合上这本书的意义。
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
